1927年3月5日  

毛澤東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本日起在中共湖南區(qū)委機關刊物《戰(zhàn)士》周報連載。報告回答黨內外對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明確指出革命黨人要極端重視農民斗爭，支持農民的革命舉動，特別提出貧農大群眾是革命的先鋒、中堅和元勛，肯定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報告指出：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xiāng)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F(xiàn)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報告還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同時對農村革命后的建設也提出了一些積極的主張。

這篇報告先后在一些刊物轉載，并出版單行本。瞿秋白為單行本作序指出：“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布哈林看了俄文版的報告評價說：“文字精煉，耐人尋味”。這篇考察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1949年3月5日—13日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聽取并討論毛澤東的報告，批準由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建議，批準毛澤東關于以八項條件作為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聲明。全會根據(jù)毛澤東的報告通過相應決議。

毛澤東的報告規(guī)定了在全國勝利以后，黨在政治、經(jīng)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jīng)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yè)國轉變?yōu)楣I(yè)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yōu)樯鐣髁x社會的發(fā)展方向。報告指出：從現(xiàn)在起，我們開始了由城市到鄉(xiāng)村并由城市領導鄉(xiāng)村的時期。在城市斗爭中，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jīng)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同時，要立即開始著手建設事業(yè)，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并將恢復和發(fā)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報告還指出：實行對內的節(jié)制資本和對外的統(tǒng)制貿易，是我國在經(jīng)濟斗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報告強調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xiàn)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毛澤東的報告和毛澤東在同年六月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構成了為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jīng)起了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的政策基礎。毛澤東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63年3月5日  

《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這個題詞是應《中國青年》雜志社要求，于二月二十日為該刊學習雷鋒專輯題寫的，三月二日出版?！督夥跑妶蟆啡铝瞻l(fā)表了劉少奇的題詞“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周恩來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朱德的題詞“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zhàn)士”；鄧小平的題詞“誰愿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風格學習”。陳云七月八日為雷鋒題詞：“雷鋒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大家向他學習。”

1986年3月5日  

鄧小平對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科學家三月三日向中央提出的關于跟蹤高科技發(fā)展的建議作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找些專家和有關負責同志討論，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根據(jù)鄧小平的批示，有關部門邀請部分科學家進行座談討論，討論中對選擇高技術項目是以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為主還是以增強軍事實力為主，產生了不同意見。對此，鄧小平四月六日作出批示：“我贊成‘軍民結合，以民為主’的方針。”十月六日，他在關于高新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的報告上批示：“我建議，可以這樣定下來，并立即組織實施。如有缺點或不足，在實施中可以修改和補充。”在鄧小平的支持和推動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高新技術研究發(fā)展計劃綱要》，又稱“八六三”計劃。

1937年3月6日  

毛澤東就國內和平實現(xiàn)后的形勢和任務，和張聞天致電任弼時。電報指出：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與和平統(tǒng)一團結御侮的新階段，也走到全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實際建立，舉國抗戰(zhàn)開始的一個過渡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快慢，決定于各力量斗爭的結果，中間可能發(fā)生各種曲折與變化，但總的方向是不會變化的。今天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zhàn)，以推動全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實際工作與抗戰(zhàn)的開始。黨的工作仍然是積極參加抗日救國運動，成為這一運動中心領導的力量。一切工作應轉變，以適合于這一總任務。

1940年3月6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對黨內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的主張。指示指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lián)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根據(jù)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guī)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指示在強調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的同時，指出：共產黨員在政權中雖然只占三分之一，但只要在質量上具有優(yōu)越的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shù)。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這個指示以《抗日根據(jù)地的政權問題》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2020年3月6日 

習近平在決戰(zhàn)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強調，到2020年現(xiàn)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xiàn)。這是一場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緊繃這根弦，不能停頓、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心、頑強奮斗，以更大決心、更強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堅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堅決奪取脫貧攻堅戰(zhàn)全面勝利，堅決完成這項對中華民族、對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yè)。 

1948年3月7日  

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fā)言人起草評論。評論評述了西北戰(zhàn)場形勢及解放軍新式整軍的意義，指出：西北人民解放軍最近一次大捷改變了西北的形勢，并將影響中原的形勢。這次勝利，證明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于天下。西北野戰(zhàn)軍的戰(zhàn)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戰(zhàn)軍在去年作戰(zhàn)中，還只能一次最多殲滅敵人兩個旅，此次宜川戰(zhàn)役，則已能一次殲滅敵人五個旅。此次勝利如此顯著，原因甚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多月中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的整軍運動。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zhàn)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zhàn)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zhàn)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fā)揚了。這樣就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于天下的。這篇評論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

1962年3月7日  

陳云在中央財經(jīng)小組會議上，再次就如何恢復生產、克服困難問題發(fā)表講話，指出：（一）現(xiàn)在可以不搞十年規(guī)劃，先搞五年計劃。領導機關在認識上必須明確，當前主要是恢復。（二）今年的年度計劃要有一個相當大的調整，調整計劃的實質是把工業(yè)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fā)展放慢一點，以便把重點真正放在農業(yè)和市場上。農業(yè)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五億多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三）綜合平衡必須從現(xiàn)在開始，開步走就要搞綜合平衡。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觀規(guī)律，搞經(jīng)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另外，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這樣做的最大教訓就是不能平衡。（四）在恢復時期，物資管理應該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更集中。要總結經(jīng)驗教訓，包括集中過多和分散過多的經(jīng)驗教訓，研究出一套科學管理辦法來。（五）計委、經(jīng)委、農辦要認真研究農業(yè)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擬定農業(yè)生產指標。（六）計委要把主要精力由搞工業(yè)、搞基本建設，放到農業(yè)生產和穩(wěn)定市場方面來。（七）對于目前形勢、方針、措施以及工作重點擺在哪里，要鼓勵大家發(fā)表不同意見，可以使我們看問題全面一些，避免片面性，少犯錯誤。這篇講話收入《陳云文選》第三卷。

1985年3月7日  

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要進一步解決科技與經(jīng)濟結合問題指出：七年前，也是三月份，開過一次科學大會，我講過一篇話。主要講了兩個意思，兩句話。一句叫做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一句叫做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時，所以要講這兩條，是因為有爭論。七年過去了，爭論已經(jīng)解決了。結論是誰做的？是實踐做的，群眾做的。我很高興，現(xiàn)在連山溝里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們未必讀過我的講話。他們從親身的實踐中，懂得了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fā)展起來，使生活富裕起來。農民把科技人員看成是幫助自己擺脫貧困的親兄弟，稱他們是“財神爺”。“財神爺”這個詞，不是我的用語，是農民的發(fā)明?，F(xiàn)在要進一步解決科技和經(jīng)濟結合的問題。所謂進一步，就是說，在方針問題、認識問題解決之后，還要解決體制問題。去年，中央作了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全世界都在評論，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勇敢的創(chuàng)舉。現(xiàn)在，中央還要作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你們這次會議為中央作出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作了準備。這個決定草案，我看是個好文件，這個文件的方向，同整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經(jīng)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新的經(jīng)濟體制，應該是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體制。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jīng)濟脫節(jié)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

在講到人才問題時指出：改革經(jīng)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人才問題，別的不說了，今天就講兩點。第一，能不能每年給知識分子解決一點問題，要切切實實解決，要真見效。第二，要創(chuàng)造一種環(huán)境，使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改革就是要創(chuàng)造這種環(huán)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為他們不是全才，不是黨員，沒有學歷，沒有資歷，就把人家埋沒了。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是領導者成熟的主要標志之一。

在講到加強理想和紀律教育時指出：我們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時，一定要堅持發(fā)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堅持五講四美三熱愛，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這四條里面，理想和紀律特別重要。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yè)，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這一點，我希望宣傳方面任何時候都不要忽略?，F(xiàn)在我們搞四個現(xiàn)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xiàn)代化，不是搞別的現(xiàn)代化。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fā)展社會主義經(jīng)濟。我們允許個體經(jīng)濟發(fā)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jīng)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yè)發(fā)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傊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zhí)行和實現(xiàn)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有了理想，還要有紀律才能實現(xiàn)。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共產黨員一定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無論是不是黨員，都要遵守國家的法律，對于共產黨員來說，黨的紀律里就包括這一條。遵守紀律的最高標準，是真正維護和堅決執(zhí)行黨的政策，國家的政策。這個講話分為兩篇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一篇題為《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一篇題為《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

1939年3月8日  

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三八婦女節(jié)紀念大會上講話。講話指出：紀念三八婦女節(jié)開大會，就是要婦女結團體，爭取婦女的自由與平等?，F(xiàn)在，我們中華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壓迫；中國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勢力的束縛與壓迫。因此，我們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就要打碎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為爭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與平等而奮斗。我們中國，男女同胞，就有四萬萬五千萬，大家在跟日本帝國主義作殘酷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間，不論在中國，不論在全世界，男子固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女子呢？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沒有女子參加，就做不成氣。我們打日本，沒有女子參加，就打不成；生產運動，沒有女子參加，也不行。無論什么事情，沒有女子，都絕不能成功。女子有力量，還要加上一條結團體。沒有團體，這種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這叫做心不齊，力不合。有了團體，心就齊了，力量就結合起來了，就能齊心合力干大事。又指出：要真正求得社會解放，就必須發(fā)動廣大的婦女參加；同樣，要真正求得婦女自身的解放，婦女們就一定要參加社會解放的斗爭。女子要有辦事之權，開會之權，講話之權，沒有這些權利，就談不上自由平等。這篇講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1952年3月8日  

周恩來在政務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務會議上講話，提出五反運動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部的斗爭。講話指出：這是資產階級向我們發(fā)動的進攻，是一場階級斗爭，但性質屬于經(jīng)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我們開展這一斗爭，是為了團結資產階級，使它去掉“五毒”，是為了保證《共同綱領》的實施和國家經(jīng)濟的社會主義前途，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斗爭雖然激烈，但通過斗爭，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部是更加強了。講話還提出，三反五反運動的任務是：改造私人工商業(yè)，改造國家工作人員，樹立社會新風氣，建立健全國家制度。

1987年3月8日  

鄧小平會見坦桑尼亞總統(tǒng)姆維尼時，介紹中國的發(fā)展目標和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制定的方針，第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條是搞社會主義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我們確定了兩個階段的目標，就是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個世紀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時間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的水平。實現(xiàn)這兩個階段的目標，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國際上的和平環(huán)境，另一個是國內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使我們能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根據(jù)這一方針，我們制定了兩個開放的政策，即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還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權利，特別是要給基層、企業(yè)、鄉(xiāng)村中的農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權。在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同時，還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做到既能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又能保證我們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整套相互關聯(lián)的方針政策。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總的講，我們有四個不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變，一心一意搞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不變，對外開放政策不變，進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針不變。一切反對、妨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都要排除，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這篇談話的一部分以《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